达尔文错了吗

达尔文认为，生物的祖先之间的区别是很小的。为了生存，它们必须进行争夺资源、空间、配偶和适应气候环境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强者才能取得胜利。由于不同的环境和需要，这些动植物的某些特定器官开始发达或退化，经过一代一代逐渐的、几乎不能察觉的积累，最后产生新的，与其几百万年前的祖先完全不同的物种。达尔文认为，他已经解决了有关生物进化的最大的谜：“新物种（只能在本族内交配繁殖的生物）的起源。”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对人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在今天，达尔文主义开始从几方面受到了挑战。

一、按照达尔文主义，从理论上和逻辑上讲，在两个物种，例如早期无脊椎海洋生物和古代鱼类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过渡的形式，同时这些过渡形式每代之间的区别应该十分微小，以至很难辩认一个物种是从何时消失，另一物种又是从何时产生的。从理论上说，从化石标本中应该可以找到这些过渡形式的遗迹。然而奇怪的是，经过多年的挖掘，人们并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当人们在两组重要的动物之间寻找中间发展环节的时候，它们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如此稀少，以至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真正是两组动物的过渡形式。人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是：发育完全的、很容易进行分类的生物以神秘的、并非达尔文所说的方式突然出现在化石中，而在它们之前是不合逻辑的空白，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祖先在哪里。正如芝加哥野外自然史博物馆馆长戴维所说：“达尔文时期和现代的地理学家所发现的不是生命的逐渐展开，而是一些高度不平衡的记录：即从化石标本看，物种的出现十分突然，在它们的存在期间极少甚至根本没有变化，然后又淬然消失了。”事实上，达尔文本人亦曾为不能出现过渡形式的化石而抱怨过，不过当时他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更为广泛和先进的发掘上。但时至今日，他的希望未能成为现实。瑞典朗德大学教授Ｎ?海里伯特?尼尔逊说，从考古学的事实中甚至不能找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子。现在，化石标本的数量空前增加，再也不能以材料稀少为理由来解释过渡环节的缺乏了。
化石记录上的这些空白不容忽视，因为这都是在生命“进化”过程中必然要发生重大生理变化的时期。在美国，进化论者对于回答一种生物是如何进化为另一种生物的问题越来越感到为难。在教科书中，至 1850 年止，生命之树的躯干的枝杈还几乎总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在这以后，开始出现了间断的空白，再后来似乎连原先的说法也渐渐放弃了。教科书中只是讲到某种生物在某一时刻“来到”地球上，而不提其祖先的情况。

二、对达尔文主义的冲击的第二方面是来自生物实验室。达尔文晚年时已经越来越不能肯定“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唯一”原因。他承认，他搞不清楚为什么生命的某些特征能遗传给下一代，而另一些却不能。今天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基因”。一切生命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在每个细胞核内存在着指示每个细胞性质和任务的基因──密码信息。基因指示不断更新，但细胞却完全保持原样。所以，我们的指纹一直到死都不会发生变化。在繁殖时，同一物种的两个生命体的遗传信息混合到一块，不变地遗传给下一代。这就是后代兼有双亲特征的原因。在非常偶然的机会（大约每1000万次中有一次）下，基因会发生复制错误。这种错误被称为突变，通常是有害的，会产生出象病树、白痴、残废等后代。这样的生物按照自然选择规律很快会被淘汰掉。
新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用新发现的基因理论来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就在于非常罕见的有益的变种。这些罕见的变种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一代代积累，在一批动植物中繁殖开来，经过几百年就产生了新的物种。这一理论被称为“综合”理论，50年来已经在生物学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西方的大学中所讲授的“进化论”实际上就是这一理论。但是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这一理论充满了漏洞。
对自然和人工培养的动物进行的观察的实验表明，基因的主要功能在于繁衍，在于保持现状，在于限制变化。活细胞组织以近乎完全的保真度再造自己，其错误之微小任何人造机器都无法感觉到。蝇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产生蝇类，而决不会变为任何其它东西。另外还有内在的限制作用，例如植物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生长了。因此，人们怀疑，基因系统所出现的极其罕见的错误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生命形式产生的唯一原因。人们不能肯定，只占如此微小比率的偶然变种是否足以造成生物界大规模的进化。有些科学家认为，说基因的复制错误能造成如此众多的物种，就好象说千百万次复印《圣经》能造出当代世界各地图书馆中内容繁多的藏书一样可笑。诺贝尔奖获得者恩斯特?陈因1970年说：“认为发展和适者生存完全是偶然变种的结果，照我看来，是没有根据而与事实不符的假设。经典‘进化论’是对大批错综复杂的事实的过分简单化。使我惊讶的是，竟有如此众多的科学家不吭一声、毫无批判、甘心情愿地吞下了这一理论。”

三、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说，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一种复杂的组织器官不能由无数次相继的、轻微的变化来形成的话，那他的理论将会彻底破产。而自然界中正是有许多这种现象存在。举人类的“眼睛”为例。人们知道，只有当眼睑、角膜、瞳孔、视网膜、视神经等多种组织器官同时完美地协调动作时，“眼睛”才能看到东西。十分明显，只要一个极其细小的部位出了毛病，人就不能清晰地看到影像。眼睛要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功能，就完全不具有任何功能。那么，人们不禁要提出疑问，它如何能象达尔文所说的那样经过缓慢的、无数细小的步骤进化而成？或者，难道成千上万次偶然变种会在同时发生？事实上，1860 年 2 月达尔文本人曾写道：“时至今日，‘眼睛’使我发抖。”而“眼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例子。自然界中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它们要么必须完美，要么就是完全无用的。
这使达尔文主义在两方面碰到麻烦。一方面，是达尔文主义要求通过不断的进化步骤逐渐造成适应周围环境的生物。但在许多情况中，这些假设的中间步骤却是不实际、甚至是有害的。半边颌骨或半边肺有什么用？自然选择法则一定会消灭这些带有如此多余器官的生物，而不会保留它们。另一方面，为使许多器官工作，关键在于协调，这就需要同时发生多次有益变种，而在自然界中，这种要求完美协调的现象却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