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起历时十年之久的清末新政，不仅涉及面极广，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各领域，且进一步由体制内的变革上升到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其广度和深度均属前所未有。这次改革，清廷最高决策层内部已无阻力，或至少不会再有人公然跳出来反对新政。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革命的步伐。回顾清末十年新政的历史，迄今仍不无启迪。
清末十年新政，大致可以190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各项体制内变革的次第展开。1905年清廷的“预备立宪”，标志着清末的新政改革已发展到第二阶段，也即体制本身的改革。前段改革，清廷可谓大刀阔斧，后段改革，清廷却一再延误，未顺势而为，错失时机。
立宪呼声四起，清廷“仿行立宪”
开议会，订宪法，本是维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张。但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以后，全国“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宪之事，自然也无人再敢提及。直到1901年清政府顽固派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被迫陆续兴办“新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立宪问题也逐渐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取胜的结局，是使立宪活动趋于高涨的一个重大转机。当时中国朝野的许多人士都相信：日本能够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而俄国仍是专制之国。君主专制之难以为继，俄国1905年的革命运动就是明证。中国欲想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赶快实行君主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到布衣书生，“立宪”二字竟成了挂在嘴边的时髦词语。
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清廷当即发出谕旨，予以首肯。1906年夏，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们先后回国复命。镇国公载泽在其密折提出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立宪之国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但不具体负责行政。因此，“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二是“外患渐轻”。只要改行宪政，原先“鄙我”“侮我”的外国，就会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是“内乱可弭”。革命党人敢于“倡乱”，且“从之者众”，就是因其借口“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改行宪政后，“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自然冰消瓦解”。
于是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仿行立宪”，内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立宪必须要有预备期，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因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必须待各项改革举措次第实行后，“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拥护立宪的人们，也即立宪派，并不买这种空头支票的账。他们发动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以尽快实行立宪。请愿运动遍及18省，甚至波及海外华侨与留学生。全国签名人数可考者达15万之众。
在各地立宪请愿活动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清廷之所以同意九年为限，不再让步，主要是因为不断高涨的请愿活动有可能危及国内的政治稳定。同年11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相继去世。不足三周岁的溥仪（宣统帝）继承了皇位，其父载沣监国摄政。清廷宣布恪守九年预备立宪的既成决定。
立宪派数次请愿，却请出个“皇族内阁”
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后，小皇帝溥仪只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权倾一时的袁世凯引起了满洲贵族尤其是皇族的恐慌。1909年初，清廷发布上谕，将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摄政王载沣代替小皇帝溥仪出任全国陆海军元帅，其弟载洵出任筹办海军大臣，另一弟载涛及宗室贝勒毓朗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
立宪派反对清廷权力的这种高度集中趋势。此前业已成立的各省谘议局，于1909年11月派出自己的代表云集北京，策划组织国会请愿活动。翌年1月，“请愿国会代表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清廷“期以一年之内”，“速开国会”，以定治本大计。清廷断然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
立宪派迅即组织第二次请愿活动，并成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京师设总部，各省设分会，又创办报纸竭力鼓吹。1910年6月，十余个政治团体向都察院递交了第二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但依然没有得到清廷的善意回应。立宪派大失所望，他们的离心离德倾向越加严重。
是年10月，立宪派再次请愿。清廷御用的资政院也向清廷最高层建议考虑这些“民意代表”的建议，从速召开国会。十七省督抚、将军也联名奏请清廷充分考虑民意，缩短立宪期限，即时设立内阁，明年召开国会。清廷被迫于11月发出上谕，宣布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限缩改为五年，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但又强调这是“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的“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因此当一个月后，东三省的代表又一次来到京师递书请愿，要求明年召开国会时，清廷竟下令军警将东北请愿代表押解回境，同时谕令有关督抚，对学生滋事予以弹压。
1911年5月，清廷任命了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13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4人。时人称其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名单一经宣布，举国哗然。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仍在“预备立宪”的清王朝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启示：时机把握是成败关键
清王朝在清末十年新政中，从改革的推行者走向反面，有许多历史教训值得记取。首先，清王朝的改革，并非基于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利益，而只是力图维护和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统治。1901年慈禧太后之所以下定变法决心，主要是因为清王朝内部的顽固守旧势力受到了八国联军侵略者的致命打击。她作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承诺，不惜以出卖国家根本利益而换取外国侵略者对其统治的支持，便是对清末新政的一个最好的注解。1905年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之所以同意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准备实行宪政，其首要目的也还是在于皇位的“永固”。她的继任者们更是出于皇族和满族亲贵们的私利，将国家重器视为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牢牢控制在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少数亲贵手中，乃至在清王朝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公然上演了一出“皇族内阁”的丑剧。
其次，清廷的主要决策者未能审时度势，把握时机。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掌控清廷实际权力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这本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极好时机。但接掌大权的摄政王载沣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无所作为，只是恪守九年预备的既成决定，说是“理无反汗”，也就是号令如汗出，不可回反。甚至到了1910年10月立宪请愿活动如火如荼，十七省督抚也已联名上奏的情形下，清廷仍只是勉强同意将原定九年的预备期限缩减为五年，并表示这是“万不能再议更张”的确定年限，再一次蔑视和强奸了民意。原来还对清廷寄予厚望的立宪派除了失望，更是气愤，开始与清廷离心离德，甚至有一部分人转向支持革命。短命的皇族内阁于1911年5月成立后，只维持了5个多月的时间，于11月1日即宣告解散。被放逐的袁世凯重新得到起用，并于同月9日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但这已是在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之后。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践踏民意的清王朝终被人民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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