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9•11事件与数字11的神奇巧合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

不幸日9月11日，9加1加1等于11；
这天是2001年第254天，2、4、5相加等于11；
9月 11日之后，当年还剩111天；
119是伊拉克及伊朗电话的国际区号；
美国紧急求助电话号码是911；
世贸双峰大厦也成11状；
头一架撞向大厦的航机编号 11；
纽约州是当年第11个加入联邦的州；
New York City共有11个字母；
Afghanistan（阿富汗）及 The Pentagon（五角大楼）也分别有11个字母；
头一架出事美国民航载有92人，9加2等于11；
另一架出事的美国民航载有65人，6加5也 等于11。

翻开《圣经》——《诗篇》：第11篇写道：

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惟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作他们杯中的份。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汶川大地震：地下的奥秘

范晓原载 《中国国家地理》

2008 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四川省青川县、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县、汶川县、都江堰市等受灾严重的地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质构造带上？龙门山地震带是历史上的地震活跃区域吗？岷江上游的水电开发以及工业开发区的扩展等挖掉了大量山体的坡脚，改变了岷江上游河谷的地形地貌，这对地质稳定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修建水坝到底会不会诱发地震？地质专家范晓从地质角度深刻剖析了这场特大地震灾害。

满目废墟的绵竹市汉旺镇，镇中心孤兀残立的钟楼，指针停止在14时28分，它记录了2008年5月12日这个永远难以抹去的惨痛时刻，这个地覆天翻、山河巨变的惨烈一幕。和唐山大地震一样，汶川大地震来得似乎没有一点征兆，而当它一出现，便让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大惊失色。

地震发生时，我乘坐的越野车正行驶在成都望江楼附近的府河边。“我当时感觉到汽车在发飘”，驾驶员老赵事后这样说。因汽车在行驶，我当时并未感觉到震动，只看到路旁楼群里冲出大批脸色煞白、惊恐万状的人们，向着府河边狂奔。我们以为河里出了事，便停下车观看，这时才感觉到汽车在剧烈地左右摇晃，我们终于明白，地震！汽车不停地在晃，我打开车门下车，地面也在剧烈晃动，感觉像是踩上了软软的东西，有点站立不稳和下坠。

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成都竟会有这么强烈的震感，这是所有在成都生活过的人都不曾经历过的。我当时想到的是，成都附近一定有地方发生了罕见的强烈地震。 下午3点多钟，在川大校园里，一位学生骑车过来说，“汶川，7.8级”。这是我最初得到的信息。

从沉寂到复活，龙门山地震带一反常态

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的汶川地震震级为里氏7.9级，中国地震局公布的数据先后有8.0级、7.6级、7.8级，尔后又修订为8.0级。震级的差别看似不大，但地震释放的能量，8.0级可以是7.8级的2—3倍，也大致相当于6.0级的900倍。震中位置，中国地震局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数据非常接近，分别为：北纬 31.0°，东经 103.4°；北纬30.989°，东经103.329°。

如果要用具体的居民点位置来描述震中，那么应该是：汶川县映秀镇西偏南38°方向约11公里，汶川县水磨镇北偏西11.5°约7.5公里，离震中最近的居民点是汶川县漩口镇八角庙村的桂子坪，约1.7㎞，从地理位置看，震中地处岷江右岸小支流——古溪沟的沟尾附近。

震中地点虽然行政区划上属汶川县所辖，但离震中直线距离最近的县级城镇却是都江堰，而不是汶川。从这一点看，这场地震被称为汶川地震似乎有一些名不符实。由于这场地震在四川的大范围区域主要是龙门山地区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将其称为5.12四川龙门山大地震似乎更为贴切。对于专家们来说，在龙门山地震带、在离成都平原如此之近的地方，竟然出现震级如此之高的大震，的确出乎意料。

中国大陆上有一块强震和大震比较集中的区域，专家们把它称为中国南北地震带，它的范围大致在北纬20°—40°、东经98°—108°之间，涉及云南、四川、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等省区，主要包括了云南高原、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祁连山、黄土高原西部、内蒙古高原西部等地理区域。

龙门山地震带只是中国南北地震带中诸多的次级地震带的一条，它沿着东北—西南方向延伸，北起青川，经北川、茂县、汶川、都江堰、宝兴、天全至泸定附近，它刚好分布在横断山区东缘与四川盆地相邻的地带，长约400公里，宽约70公里。

龙门山地震带是一条规模很大的地震活动带，因为毗邻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成都平原及其城市群，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从强震活动的频度和级别来看，在中国南北向地震带中，它还是一个相对“沉寂”的区域。龙门山地震带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7级的地震，这里有记载的最大地震是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发生的汶川6.5级地震，而且从1970年大邑6.2级地震以来近40年，还未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因此，从强震和大震的发生来说，在中国南北地震带中，专家们更多关注的是鲜水河、安宁河、松潘、东川—嵩明、马边—昭通、通海—石屏、西海固、天水、银川、河西走廊等地震带。

5.12大地震的发生，可以说颠覆了专家们对龙门山地震带认识的基本框架，台湾的地质专家也用了“复活”一词来形容龙门山地震带的一反常态。这究竟是数千年以上的能量积蓄终于到了极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这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

蔚为壮观的龙门山，竟是8级大地震的孕育之地

龙门山绵延逶迤于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之间，当你由成都平原西行，接近绵竹—什邡—彭州—都江堰—邛崃一线，就会看到西边的龙门山如万丈高墙，平地拔起，蔚为壮观。杜甫曾用“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名句，来形容由成都平原眺望龙门山的景象。

龙门山之所以会在四川盆地西侧形成如此雄伟的山脉，是因为它作为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的一部分，受高原东缘断裂活动影响而强烈上升、而四川盆地相对下沉的缘故。对龙门山的地质结构、地震活动起到控制作用的，是与龙门山脉走向平行的3条大断裂。这3条大断裂把龙门山分成两个条带，当我们由东南向西北、由成都平原向川西高原穿过龙门山时，就会看到龙门山完整的地质地貌结构，它依次出现的是：江油—都江堰大断裂；前龙门山；北川—映秀大断裂；后龙门山；茂县—汶川大断裂。

江油—都江堰大断裂是四川盆地与龙门山区的天然分界线，它又被称为龙门山的主边界断裂或主前缘断裂，这条断裂带的东侧，地壳相对沉降，因此接纳了来自西边山区的大量河流泥沙物质，在山前形成一系列的冲积扇，堆积形成了广阔的山前扇形平原。

江油—都江堰大断裂与北川—映秀大断裂之间的前龙门山，也被称为低龙门山，从四川盆地向西行，在前龙门山可看到依次出现台地、丘陵、低山、中山等不同地貌。前龙门山的山势相对较和缓，最高山岭的海拔一般在2500米以下，山体主要由上古生界（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至中生界（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的地层及岩石构成。

北川—映秀大断裂是前龙门山与后龙门山的天然分界，它又被称为龙门山的主中央断裂。

北川—映秀大断裂与茂县—汶川大断裂之间的后龙门山，也可称为高龙门山。后龙门山主要是中山和高山，山岭海拔多在3500米以上，其中九顶山的狮子王峰海拔4989米，为龙门山的最高峰。后龙门山山势高峻，山体主要由前寒武系的花岗岩类岩石以及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的地层及岩石构成。

茂县—汶川大断裂是龙门山的西部边界或后缘边界，又称龙门山主后缘断裂，它也是龙门山与邛崃山、岷山的分界。

历史上龙门山地区发生的震级≥6级的地震，其震中都位于上述3条大断裂中，同时表现出在主边界断裂→主中央断裂→主后缘断裂来回迁移的特点。这一次5.12大地震的震中，就落在了龙门山主中央断裂即北川—映秀大断裂上。

龙门山在地质科学上是一座蜚声世界的名山，这得益于上世纪20年代一位年轻中国学者的天才发现。1929年，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赵亚曾，深入当时几乎是地质空白区的四川进行科学调查，他来到了龙门山，在彭州的白鹿顶、小鱼洞一带，发现较老的二叠纪石灰岩叠覆在较新的三叠系含煤岩层之上，形成一系列飞来峰，这一成果发表于当年的《中国地质学会志》，引起国内外地质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是在中国第一次确认存在阿尔卑斯式的推覆构造，并开了中国推覆构造研究的先河。

如果把龙门山的推覆构造作一个比喻，它大致像一组由西北向东南倾倒的多米诺骨牌。每一块“牌”就是一个岩石体或推覆体，每一块“牌”之间都是断层。这些“牌”原本是有规律地一层层叠放的，但是由于压力推挤的作用，而且这种推挤力的主导方向来自一侧，于是“牌”被打乱了位置，一块块“牌”像瓦片一样，层层叠覆上去，并向主导推挤力来的方向倾斜。原来放在下层的“牌”，也可能跑到上面去。对龙门山来说，也就出现了老岩层（推覆体）盖在新岩层之上的现象。这些推覆体遭受后期沟谷的侵蚀切割而残留在山体上部，便形成众多的飞来峰群。这些飞来峰风光秀丽、景观独特，历史上吸引了不同宗教在此营造庙观寺院。而这种奇特的地质现象，正是蕴含了地壳中力的作用与聚集，而地震也在其中孕育。

龙门山之北川—映秀大断裂，无形的巨手撕裂大地

如果用地质构造上的空间位置来描述这次大地震的震中，它是在映秀西南方向，龙门山主中央断裂的断面上。根据以往的地质调查，这个断层面呈东北—西南走向，向西北方向倾斜，倾斜角度40°—46°，断层面之上（上盘）的岩石体是古老的前寒武系岩浆结晶岩体，断层面之下（下盘）的岩石体是三叠系的砂岩、泥岩。这个断层的运动特征，是上盘岩体向上运动，下盘岩体向下运动，在专业术语上被称为“逆冲断层”。这个断层同时还伴有水平方向上的顺时针滑动。在5.12地震未发生前，断层的运动主要以一种极其缓慢的蠕动方式在进行。而一旦外力突破了断层“稳定”的临界值，就会呈现断层两盘快速移动的“破裂”状态，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大地震的发生。

根据中国地震局以陈运泰院士为首的专家组对汶川地震震源特性的分析报告，这次地震是一次以逆冲为主，伴有顺时针走向滑动的地震，这和龙门山主中央断裂惯有的运动方式是一致的。根据地震波形资料解算出来的震源断层向西北倾斜，震源断层的走向为226°，也和实地调查的断层空间形态非常接近。对地震波数据的分析表明，地震由震中的断层发生突然破裂开始，并使破裂沿着龙门山主中央断裂的界面迅速扩展，同时也使两侧的龙门山主边界断裂和主后缘断裂加速运动和变形，断层破裂的长度达到300公里左右，其中约有200公里是由震中向东北方向延伸，而向西南方向扩展的距离较短。破裂延伸扩展的平均速度高达每秒3.1公里，所到之处，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撕裂和摇撼着大地。

这些地震发生和破裂延伸的断层带，就象死亡与毁灭的走廊。5.12地震中，位于龙门山主中央断裂带上的三江、映秀、银厂沟、红白、清平、茶坪、北川、南坝、关庄，位于龙门山主边界断裂带上的都江堰、蓥华、汉旺、睢水、安县、江油，位于龙门山主后缘断裂带上的汶川、茂县、青川，都受到十分严重的破坏，其中尤以主中央断裂带上的城镇为甚。

天灾背后：人类活动令龙门山满目疮夷

5.12大地震在龙门山区造成了极为广泛和规模巨大的地质灾害，当飞机掠过灾区上空时，可以看见下面满目疮夷，整个山体就像被开肠剖肚一般，到处是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震后的第十一天，已发现山崩堵江形成的地震堰塞湖达34处。据国土资源部对极震区映秀拍摄的航空影像，那里没有受到改变的地表面积，仅占约20%。公路、桥梁、电站，不是被震毁，就是被掩埋。虽然在如此强烈的地震之下，出现这么多地质灾害不算异常，但假如大地震前你在岷江上游的河谷行走过，也许你早有不祥的预感。近年来，和整个中国西部特别是西南山地一样，岷江上游的水电开发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加上工业开发区的扩展和公路的不断加宽，已使岷江上游河谷的地形地貌和自然景观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龙门山及其更大范围的横断山区，河流切割出一条条深邃的峡谷，沿着这些峡谷的河谷地带，也是城镇村寨聚落的集中地以及交通的走廊。峡谷两侧的山坡在重力作用下，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也在不断调整着，尽量趋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平衡。我们看到的山坡的原始斜坡及其坡度角，实际上是地表地形长期演化形成的一个安息坡角。虽然它也不是完全稳定，也时有地质灾害会发生，但在没有经过人类大规模工程活动扰动的情况下，总体上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沿途的羌寨、藏寨、果园、农田、树林，在苍峻的大山衬映下，更显出一种古朴静谧的独特魅力。

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经济指标高速增长的时期，密如繁星的大小电站、水坝几乎侵占了岷江上游水系的每一个角落，为了消耗这些电力，沿着岷江河谷也建起了多个以电冶、硅铁、铬铁、磁材、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为主的工业园区，沿河谷的公路也因电站的建设和大规模观光旅游的需求，多次改道扩宽，5.12大震前，都江堰至汶川的高速公路也在修建中。而在坡陡地狭的山区河谷，要想实施这些工程，无一例外地都要开挖山坡，损毁植被，堆弃土石废渣。特别是对山体坡麓和坡面的大规模开挖，已把原来具有安息角度的自然斜坡坡角，普遍截削成具有高陡临空面的直立崖坡，这就使河谷两侧的许多山体都具有失稳崩滑的隐患。这就像我们伤害了大山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看似伟岸坚固的山体，实际上已变得十分脆弱。在大地震以前，上述种种工程的影响以及它们引发的各种地质灾害，已经把诸如岷江河谷等地方，变得狼藉不堪。大地震前的一两年，我也多次走过岷江上游河谷，当我看到诸如理县米亚罗红叶景区因修建电站水库而损毁森林、开挖山体时，当我看到推土机让漂亮的藏寨渐成废墟、藏族老大妈在简易窝棚旁悲伤无助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只有两个字：贪婪。

当巨大地震来临时，这些伤及“阿喀琉斯之踵”的山体，终于“忽喇喇如大厦倾”，让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灾变景象。

在威力几乎难以想象的大地震过后，很多地方的山川地貌已变得面目全非，大量的地质灾害体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十分活跃和不稳定的状态，这段时间不是几年、十几年，它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慢慢平复。

紫坪铺水库能诱发汶川大地震吗？

在历史地震活动强度相对较弱的龙门山地震带，突然发生8.0级的大地震，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虽无史料可依，但不能排除史前时期龙门山曾经发生过大地震，它原本就有出现大震的背景；二是龙门山具有孕育大震的构造条件，过去数千年的相对沉寂，也许不过是它蓄势待发的一种表象。

在5.12大地震以前对中国南北地震带、龙门山地震带的研究和预测中，地震专家们也曾指出龙门山未来有发生震级≥6级强震的潜势，但都未明确提出对震级≥7级地震的预测，更不用说预测在龙门山出现≥8级的大震了。而这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上，是不能苛求于专家的。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既然5.12地震已证明了龙门山完全具备发生大震的条件，那么有没有什么因素可能对触发地震产生影响呢？人们把眼光投向了位于震中附近的紫坪铺水库，在5.12地震中，它因大坝受损以及可能对成都平原产生的威胁，一时成为公众十分关注的对象。

紫坪铺水库是目前岷江上游梯级电站中，规模最大的水库，坝高156米，总库容11.26亿立方米，按照海拔877米的正常蓄水位，水库的尾水可直抵映秀镇。库尾岸线西距5.12大地震的震中仅5.5公里。紫坪铺水库坝址附近的水深约120米，由大坝向上游约4.2公里至横跨水库的庙子坪大桥（该桥在5.12 地震中已被震断）处，水深仍然有100米左右。

据国内外的研究，目前能认识的水库诱发地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水库蓄水对于库区岩层新增的外在压力以及库水沿断层向下渗透，打破了原有的地应力平衡状态，并降低了断层面的摩擦系数和岩石的抗剪强度。

我国曾总结了可能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7项定性标志：一、坝高大于100米，库容大于10亿立方米；二、库坝区有活动断裂；三、库坝区为中新生代断陷盆地或其边缘，近代升降活动明显；四、深部存在重力梯度异常；五、岩体深部张裂隙发育，透水性强；六、库坝区历史上曾有地震发生；七、库坝区有温泉。上述7条，符合数越多，该水库蓄水后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就越大。紫坪铺水库符合了上述7项的前6条。

紫坪铺水库所处的地质构造位置相当令人担忧。水库大坝下距龙门山主边界断裂在地表的出露迹线仅2公里左右，库尾淹没线上距龙门山主中央断裂的地表出露迹线仅约500米，库区还有与上述主干断裂平行的密集的断层群通过，原本由西北山区向东南流入平原的岷江，在此也顺应断层破碎带形成的软弱部位，形成90°的突然转折，变为西南—东北走向，在水库的漩口至大坝这段主要的蓄水区，形成与断层带走向重合的“构造次成河段”，从而使库水和断层带有了最大的接触面积。库区分布的岩石，主要为石炭系至二叠系的石灰岩，二叠系至三叠系的砂岩、泥岩、煤层，这些岩层本身多具有不良的工程地质特性，在断裂的作用下，又发生了较多的破碎。同时，库区岩层的层面、断层的断面，普遍具有较大的倾斜角度，一般为40°—70°，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库水向深部渗透，从而对断层的活动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库区还多有采煤的老硐，紫坪铺大坝施工时，就曾在坝址左岸发现有连通岷江与白沙河河谷的遗弃煤硐，为防止库水渗漏，对其进行了工程处理。但因历史上库区周围采煤者众，此类隐患很难说已完全消除。

对于紫坪铺水库可能诱发地震的这些“硬伤”，专家们并未等闲视之。1990年，在工程论证前期，专门作了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2004年，在水库蓄水之前，建成了包括7个子台、1个中继站在内的紫坪铺库区地震监测台网。截至5.12震前，不同的地震研究部门对紫坪铺水库不同库段诱发地震的震级预测是3—5.5级。由于已发生的5.12大地震的震级已远远超过库区原来的地震背景和预测值，要比较准确地判断紫坪铺水库蓄水与5.12大地震的相关性就显得更为复杂，而对蓄水以后至震前这段时间库区地震监测台网所获数据的分析是十分关键的。

紫坪铺水库于2004年12月1日开始蓄水，水位从海拔757米左右开始上涨；2004年12月10日，水位涨到761米；2004年12月底，水位涨到 800米左右；2005年2月，水位到达820米左右；2005年12月，水位蓄至841米；2006年10月，水位蓄至875.5米；2006年12 月，水位首次达到正常蓄水位877米。此后，按照夏降冬升、蓄清排浑的基本模式，水位在817米—877米之间反复升降，变幅可达60米。2007年5 月，水库水位曾下降到819米。水位的反复升降，相当于水体对库底反复地加压和卸载，这对水库诱发地震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5.12地震前，已有四川省地震局专家公开发表的紫坪铺库区台网监测结果，数据时段为2004年8月16日至2005年9月30日，水位低于840米，共记录到 -0.9—3.6级地震735次。值得注意的是：地震沿水库南北两侧的龙门山主边界断裂、主中央断裂相对集中，同时在映秀方向的主中央断裂，地震震中沿断裂走向有一个与垂直方向约10°—20°夹角的密集地震发生区，而且在以库区中心点为圆心，半径15公里的圆内，该现象更加明显。这实际上反映震源处的断层除了沿垂直方向运动外，还兼有水平方向的滑动，总体形成斜向逆冲的效果。而这一特征，与两年多后的2008年5月，中国地震局的专家组对5.12地震震源分析的结果十分相似。现在的主要问题是，2005年至2008年震前的数据特征如何？对蓄水前和蓄水后的数据应加以区分和对比，并做更深入的分析。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紫坪铺水库诱发5.12地震的可能性还不能排除。而且，这次大震也给人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水库蓄水是否有可能诱发≥8级的大地震？在有强震、大震背景的地震带上，水库蓄水对强震、大震发生的频次、时间、震中、级别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干扰和影响？等等。

大地震的发生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由于目前在中国西部，还有许多建成或在建的、规模远大于紫坪铺的高坝大库，而且很多也是在有强烈地震活动的断裂带上。例如位于鲜水河地震带、安宁河地震带上的大渡河、雅砻江的梯级电站、位于东川—嵩明地震带、马边—昭通地震带上的金沙江中下游梯级电站等等。因此，对大地震可能产生的破坏，以及水库诱发地震的风险应该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这些大型、特大型工程的决策上，应当更加科学、谨慎。

人类一直在用自己的行为和大自然进行对话，5.12大地震是这种对话进程中，一次十分强烈的碰撞。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之后，但愿我们能以更加慈爱、宽大的心怀，去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光绪皇帝死因查明

2008年11月2日上午9时30分至12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等单位在北京著名的京西宾馆会议楼十四会议室举行《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会，正式宣布光绪皇帝死于急性砷中毒。 会议散发的《关于清光绪死因研究工作的情况介绍》谓：

“光绪之死”是上世纪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光绪帝系清朝第十一个皇帝，1875年至1908年在位。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却被囚禁于瀛台的光绪帝和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在二十个小时内相继死亡，预示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帝制的崩塌，影响了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三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清王朝终于被推翻。

关于光绪死因，近百年来众说纷纭，成为近代史上的一桩迷案，也是此次新修清史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光绪之死，疑点甚多。他与慈禧在政治上势不两立，矛盾尖锐，关系紧张。二个几乎同时死亡，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他缘由？宫廷事秘，“斧声烛影”，难明真相。据当年接近宫廷的人回忆，光绪帝本身病症不至于死亡，疑为慈禧、袁世凯、李莲英等所谋杀。提供证言的有长期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有给光绪帝治病的医生，有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儿子，有光绪帝继承人宣统，有陪侍慈禧的德龄，还有早就预言光绪之死的晚清高官伍廷芳。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清宫档案大规模整理发掘工作的展开，许多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医学专家收集和研究光绪的脉案和药方，探索其一生的身体健康情况，得出与上述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光绪一生身体虚弱，去世应属正常死亡，并非慈禧等所谋杀。这些说法均有所据，长期以来争论激烈，难以定论。

光绪帝坟墓（清西陵的崇陵）曾被打开，后来清理封闭，留下若干头发、遗骨和衣服等保存在外。为解开“光绪之死”这一历史迷案，从200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组成}清光绪帝死因”专项研究课题组，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使用精密的科学仪器，对光绪帝的头发、遗骨以及衣服和墓内外环境等样品进行了反复检验和缜密研究，时间长达五年之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专家给予支持和帮助，参与多次相关讨论，并将这一研究纳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清光绪帝死因研究）》，积极推动此项工作。

由于崇陵已重新封闭，不可再开棺检验，且年代已久、检材不足，研究工作困难巨大。专家们运用侦察破案的思维方式，按照法医工作规范，充分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法”、“原子荧光光度”、“液相色谱/原子吸收联用”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对比、模拟实验进行双向推理、多维论证等工作，对光绪头发、衣服、遗骨等进行检测和研究，发现其胃腹部衣物上的砷是其含毒尸体腐败后直接侵蚀遗留所致，而其衣领部位及头发上的大量砷，则由其含毒腐败尸体溢流侵蚀所致，并最终得出结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根据检测详情、方法、数据和结论等，钟里满等13位专家联合撰写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

光绪是否被毒死，已有答案，但凶手是谁，尚可继续研究讨论。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应该说，谁也不敢，也不能下手杀害光绪。慈禧蓄意谋杀光绪已非一日，早在戊戌变法后，就已酝酿废立与弑杀阴谋。慈禧惟恐自己先死，光绪复出掌权，尽翻旧案，故而在全国求医问药多次，大造光绪病重舆论，希望光绪因体弱多病而先死。但事与愿违，偏偏自己先罹重病，势将不起，故采取谋杀手段。从检测结果与史料记载来看，这应是事情的真相。 以上研究表明，对光绪帝死因的研究工作走的是一条超常规之路，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侦察思维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成功尝试，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并肩合作的范例，开辟了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路径，是我国学术文化工作的一次新进展和新突破，研究结果也会对我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光绪帝被毒害致死，百年疑案得以确证，尘埃落定，真相大白。

在报告会上，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负责人钟里满先生、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耿左军主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王珂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张新威先生分别就各自负责的研究工作做了说明，并以图片和文字对有关研究步骤和方法、鉴定程序及结论做了说明。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发表重要讲话，对此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认可此项工程得出的相关结论。

在黎明前被剖挖心脏炒食：徐锡麟悲歌

1906年，是清王朝覆灭前的第五年，中国的封建帝制至此已绵延2127年，国家和社会如烂透的西瓜，脓液四溢，恶臭难闻，东方大地正期待一场狂风暴雨，荡涤所有的腐朽和丑恶，让这个拖着辫子、行着磕头礼的古老民族重获新生，跟上世界的步伐。

这一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青年。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中国历朝历代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码：京官里郎中2073两，主事1728 两；地方官里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县丞210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朝廷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人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谁也想不到，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这个徐锡麟的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12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 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了，因为磨破的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这个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恩铭恭顺而客气地回信：“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1907年初，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

安庆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今安庆卫校），它是1906年清廷令各省办巡警学堂时创办的，是清政府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场所。学员分甲、乙两班，每班200人，每3个月(后改为半年)。甲班毕业后再训乙班。参加训练的学员，每人都发九响毛瑟枪一支，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当警官，所以又称警官学堂。这个职务令徐锡麟十分欣喜，警官学堂对安徽省来说十分重要，负责这个学堂，不愁没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个皖省头号大员；另外，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他一边严格训练学生，一边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同时还在四方联络，并带着学生骨干出集贤关，游览龙珠山、观音阁，暗中观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密谋起事的徐锡麟的表现渐渐引起了机灵人的注意。学堂里一个叫顾松的会计，发现徐锡麟有数笔帐目不清，而且发现这位会办课上言论大胆，课下行踪诡秘，于是暗暗观察，还私拆了徐锡麟的信件。顾会计很快确认了徐锡麟的图谋，大惊之余，赶紧屁颠颠汇报给恩铭，说这个貌似忠诚的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听了一笑，说：“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这位唇上留着两撇浓密八字须的封疆大吏、皇亲国戚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一则徐锡麟的推荐人是自己的老师俞廉三，俞前巡抚的表侄怎么会是革命党？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成？二则恩铭这个年龄和阅历的人对徐锡麟这样的知识青年再了解不过，不外乎一个有些新思想就爱表现一番、以敢说怪话为荣的的“愤青”罢了。出于警惕，恩铭有意当面对徐锡麟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呢。徐锡麟不屑地回道：大人明鉴。一副懒得申辩的模样，恩铭就更加放心了。恩铭的大意，使他向鬼门关又靠近了一步。

这个时候的徐锡麟，已经和浙江的秋瑾商议好，于1907年7月浙皖两省同时起义。清明节那天，光复会召集负责浙、皖两省起义的会党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开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大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19日起义，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这个起义的时间，因事态变化，一改又改。秋瑾原拟7月6日起事，徐锡麟说准备不及，改在8日，这一天是警官学堂毕业典礼，恩铭要到场发表讲话，正好下手；说好是8日，却又发生了党人叶仰高被捕的意外，叶仰高被抓后不堪酷刑折磨，将他所知的党人名单等信息倒了出来，于是安庆全城搜捕。幸好，徐锡麟他们的往来联络全用化名。于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了：恩铭破获此等大案，立即招来他信任的巡警处会办徐锡麟，要求徐会办立即按名单抓人；而徐锡麟拿到一看，名单上第一个“光汉子”正是自己！强做镇定的徐锡麟一边拍胸脯表二日之内必把乱党抓干净的决心，一边暗中咬牙——夜长梦多，越快越好了！完全蒙在鼓里的恩铭似乎是体贴革命党人心思，还主动将起义向前推了两天：本来是7月8号警官学堂毕业典礼，可他说他的一个叫张次山的幕友的老母这一天过八十大寿，他要去祝贺，指示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到6号。起义日期兜了一圈，就这么戏剧性地又回到了当初秋瑾主张的那个日子。7月5日，徐锡麟按起义计划向恩铭呈上请帖：“安徽巡警学堂订立于五月廿八日 (农历)首届毕业生大会，敬请抚台大人莅临训示。”

公元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列队如仪，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站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莅临，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学堂全体学生按保卫要求，所有枪械均是空枪。就在恩铭现身之前，有关人员还特意下掉了徐锡麟腰佩的手枪。然而，革命党人对此已准备好了。上午9时，威风凛凛的恩铭大人在安徽省数位高官的簇拥下驾临学堂，距发动起义已只弹指之间了。

官生班的学生首先向恩铭行礼，恩铭答礼。下面该兵生班学生行礼，就在此时，徐锡麟抢上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庄严的毕业典礼正进行着，徐锡麟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十分突兀不得体——事情紧急的话，典礼开始前你咋不汇报？现在典礼进行中，你不能等结束再汇报吗？恩铭又吃惊又恼火，正要训问，这时徐锡麟突然向后闪开，一边的陈伯平掏出暗藏在身的炸弹，猛力朝高高在座的恩铭扔了过去！原来徐锡麟那声报告，就是动手的暗号！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出现，这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时间象停止了。在徐锡麟原先反复敲定的详细方案里，一炮解决恩铭后，他掏枪朝左一枪干掉藩司，再朝右一枪干掉臬司，而由马、陈二人分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可陈伯平投掷炸弹未爆，顿时让大家不知所措。满头大汗的徐锡麟终于从这可怕的意外中回过神来，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唰地拔出两只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放。惊魂未定的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掌手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都没有击中要害。文巡捕陆永颐一声怪叫，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剩下的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背部，陆永颐当场毙命。徐锡麟枪弹打光，随即进入一旁小室装填子弹，武巡捕车德文趁机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跑。一片混乱、嘶喊中，陈伯平从后面击中了恩铭致命的一枪，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腹胸。轿夫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抬回抚署。抢救中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 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这自是民间传说，其实只能赖当时的医术了。至此，恩铭才恍然大悟，痛悔交加，死前不断喊着：“糊涂啊，糊涂！”

警官学堂内，遭此巨变的文武官吏连滚带爬，纷纷逃窜。这时那个告发徐锡麟十分卖力的顾松刚刚逃到门外跳下一条污水沟，被马宗汉一把抓住；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先用刀砍，见不死，命令马宗汉用枪将其击毙。接着，徐锡麟对学生大呼：“巡抚已为顾松所杀，我们快去占领军械所，从我革命。”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遂率领部分学生向安庆城西军械所进发。清军关闭了安庆城门，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新军也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这时候，军械所总办已携带仓库钥匙自后门逃走，弹药都藏在地下库内，一时无法取出。光复军战士从库房里拉出一门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陈伯平取了一枚炮弹装进炮膛，对徐锡麟说：“现在形势危急，用炮弹把抚台衙门炸掉，摧毁敌人机关，然后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徐锡麟见抚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马上制止说：“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符。我们即能成功，老百姓必然糜烂不堪。”坚决不让开炮。城门被关闭，又不愿开炮炸开城墙，徐锡麟和他的同志们困在弹丸之地的安庆城内，只有死路一条。 不久，清军缉捕营、巡防营队伍赶到，包围了军械所。光复军利用军械所的坚固围墙，有的爬上屋顶，朝着清兵射击。晚清的军队在这时也算进行了一场实战，战斗力的检验结果是：伤亡100多人，不敢上前。藩司冯煦闻报，立即派道员黄润九、邑令劳之琦前往督阵，清军仍迟迟不动。清政府见久攻军械所不下，开始悬赏重金捉拿徐锡麟。开始3000元，即刻增加至7000元，后来高达1万元，清军才开始进攻。双方相持战斗近5个小时。陈伯平不幸牺牲。接着，敌人破门而入，只见徐锡麟军帽、戎装丢在地上，不见人影。冯煦再次出示加赏，并严令四处搜捕。下午4点，势孤力单、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徐锡麟、马宗汉和学生等相继被捕。这就是民国创立之前那场著名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历时7个小时，最具震撼力的功绩，是击毙了清朝地方大员、安徽省巡抚恩铭。

被捕的徐锡麟开始接受审讯。主审的藩司冯煦和臬司毓秀喝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淡淡一笑，盘腿坐在地上。看着这个一派斯文、表情轻松的乱党，审讯者面面相嘘，一时无从措辞。冯煦问道：“恩铭巡抚待你不错，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疑惑，深受恩铭赏识、前途无量的徐锡麟何以恩将仇报、不可理喻地要恩铭的命？徐锡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我倒要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臬司毓朗抢答：“大人只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徐锡麟听后，如挨当头一棒，登时颓丧不已；未料毓朗这个蠢货又补了两句：“你知罪了吗？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锡麟立即狂笑起来：“那么说起来，恩铭是死了！我于愿足矣。明天就是千刀万剐，也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呢？”

再问同党有哪些，徐锡麟回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审讯者要徐锡麟写供词。他提笔疾书，立刻写了数千言，写完后自己诵读一遍，然后又推敲修改，仿佛是在书房中著述。他的供词，满纸写的都是“杀尽贪官”、“推翻清廷”、“恢复中华”内容。审讯完毕，只听“咔”的一声，敌人给这个要犯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不满地说：“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徐锡麟那张面无表情、薄衣裹体的照片一直留到今天。

徐锡麟刺恩铭发生后，安庆人心惶惶，消息更如长了翅膀，飞向各地。外表庞然的清帝国在震颤。处死徐锡麟、安定人心是越快越好了。干掉了朝廷重臣这样的大罪，怎么行刑？有先例可循。1870年张汶祥为朋友报仇，刺死了发迹后霸占当年朋友妻子、并设计害死朋友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张汶祥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恩铭的妻子、也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要求按此旧例执行才解恨、才有警示作用。冯煦等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决定按此执行。行刑如此惨烈。1907年7月6日夜，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这份痛楚，无可比拟，想必看到这里的男同胞都在下意识地夹紧双腿。一个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反动力量，在末日之前总有百倍的野蛮。砸碎睾丸后，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他们对徐锡麟怀有的是“真诚”的痛恨：“大人待你那么好，你竟然杀他，我们要看看你到底长的是什么心肝？！”在中国，先行者历来就是这么孤独。

约定19日起事的秋瑾，被徐锡麟之弟徐伟的供词牵连出。其实在10日，她就得到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但她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只写下一句诗以对，这句诗就是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7月15日凌晨，秋瑾环视围观的众人一圈，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相比于徐锡麟赴死的惨烈，秋瑾因遇到的是正直的 山阴县令李钟岳，满足了她“不砍头，不剥衣服”的遗愿（写遗书的愿望未予满足，大概是吸收了徐锡麟写供词时满纸反动口号的教训，再不让他们动笔），秋瑾的遇难过程还算“文明”。

徐锡麟刺恩铭，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安庆起义之后，清朝高官人人自危，两江总督端方电告军机大臣铁良：“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日”；另有立宪派将安庆发生如此祸事归因于宪政不行，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当然，徐锡麟的壮举和惨死，更大大激励了人们推翻清朝的斗志。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离死期越来越近了。1873到1907，徐锡麟只活了34岁。殒命在“帝国”的暗夜，他没有看到“民国”的曙光；而民国的曙光里，有他滚烫的热血。

中国、华夏的来历

《尚书•梓材篇》、《诗•大雅•荡篇》称商王国为中国。因为商王国在当时各小国中，政治经济文化都被公认为唯一的中心国。《诗•大雅•民劳篇》称宗周和遵守周礼的诸侯国为中国。东周时期北方诸侯自称中国，称楚吴越等南方国为蛮夷，楚吴越称北方国为中国或上国。秦占有宗周旧地，却被中国诸侯看作戎狄。中国这一名称，含有地区居中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则是指传统文化的所在地。

中国西部地区称为夏。郑大夫子西名夏，是夏有西义。夏又含有雅、正、大等义。宗周诗篇称雅诗，《秦风》诗篇称夏声，夏声即雅诗，就是用西方人的声音歌唱的诗篇。东方齐、鲁、卫等大国诸侯本从西方迁来，因之东方诸国称东夏，东西通称为诸夏。

周朝崇尚赤色，大祭祀用骍牛（赤色牛）。晋大夫羊舌赤字伯华，孔子弟子公西华名赤，是华含有赤义。凡遵守周礼尚赤的人或族，称为华人或华族，通称为诸华。

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以外的人，区分很明显，不过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成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例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称为夷，后来杞国朝鲁用周礼，杞又得成为诸夏。姜戎与齐同姓，同住在中国内部，姜戎饮食衣服不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被称为诸戎。吴与骊戎都是周天子的同姓，吴被称为蛮，骊戎被称为诸戎。

据《左传》所记载，东周王畿内有戎族小国，卫都城上可以望见戎州，想见当时地旷人稀，华族与其他诸族杂居的情况。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侯因文化的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

清末立宪新政缘何失败?

1901年起历时十年之久的清末新政，不仅涉及面极广，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各领域，且进一步由体制内的变革上升到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其广度和深度均属前所未有。这次改革，清廷最高决策层内部已无阻力，或至少不会再有人公然跳出来反对新政。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革命的步伐。回顾清末十年新政的历史，迄今仍不无启迪。

清末十年新政，大致可以190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各项体制内变革的次第展开。1905年清廷的“预备立宪”，标志着清末的新政改革已发展到第二阶段，也即体制本身的改革。前段改革，清廷可谓大刀阔斧，后段改革，清廷却一再延误，未顺势而为，错失时机。

立宪呼声四起，清廷“仿行立宪”

开议会，订宪法，本是维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张。但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以后，全国“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宪之事，自然也无人再敢提及。直到1901年清政府顽固派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被迫陆续兴办“新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立宪问题也逐渐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取胜的结局，是使立宪活动趋于高涨的一个重大转机。当时中国朝野的许多人士都相信：日本能够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而俄国仍是专制之国。君主专制之难以为继，俄国1905年的革命运动就是明证。中国欲想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赶快实行君主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到布衣书生，“立宪”二字竟成了挂在嘴边的时髦词语。

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清廷当即发出谕旨，予以首肯。1906年夏，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们先后回国复命。镇国公载泽在其密折提出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立宪之国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但不具体负责行政。因此，“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二是“外患渐轻”。只要改行宪政，原先“鄙我”“侮我”的外国，就会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是“内乱可弭”。革命党人敢于“倡乱”，且“从之者众”，就是因其借口“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改行宪政后，“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自然冰消瓦解”。

于是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仿行立宪”，内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立宪必须要有预备期，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因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必须待各项改革举措次第实行后，“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拥护立宪的人们，也即立宪派，并不买这种空头支票的账。他们发动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以尽快实行立宪。请愿运动遍及18省，甚至波及海外华侨与留学生。全国签名人数可考者达15万之众。

在各地立宪请愿活动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于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清廷之所以同意九年为限，不再让步，主要是因为不断高涨的请愿活动有可能危及国内的政治稳定。同年11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相继去世。不足三周岁的溥仪（宣统帝）继承了皇位，其父载沣监国摄政。清廷宣布恪守九年预备立宪的既成决定。

立宪派数次请愿，却请出个“皇族内阁”

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后，小皇帝溥仪只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权倾一时的袁世凯引起了满洲贵族尤其是皇族的恐慌。1909年初，清廷发布上谕，将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摄政王载沣代替小皇帝溥仪出任全国陆海军元帅，其弟载洵出任筹办海军大臣，另一弟载涛及宗室贝勒毓朗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

立宪派反对清廷权力的这种高度集中趋势。此前业已成立的各省谘议局，于1909年11月派出自己的代表云集北京，策划组织国会请愿活动。翌年1月，“请愿国会代表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清廷“期以一年之内”，“速开国会”，以定治本大计。清廷断然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

立宪派迅即组织第二次请愿活动，并成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京师设总部，各省设分会，又创办报纸竭力鼓吹。1910年6月，十余个政治团体向都察院递交了第二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但依然没有得到清廷的善意回应。立宪派大失所望，他们的离心离德倾向越加严重。

是年10月，立宪派再次请愿。清廷御用的资政院也向清廷最高层建议考虑这些“民意代表”的建议，从速召开国会。十七省督抚、将军也联名奏请清廷充分考虑民意，缩短立宪期限，即时设立内阁，明年召开国会。清廷被迫于11月发出上谕，宣布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限缩改为五年，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但又强调这是“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的“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因此当一个月后，东三省的代表又一次来到京师递书请愿，要求明年召开国会时，清廷竟下令军警将东北请愿代表押解回境，同时谕令有关督抚，对学生滋事予以弹压。

1911年5月，清廷任命了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13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4人。时人称其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名单一经宣布，举国哗然。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仍在“预备立宪”的清王朝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启示：时机把握是成败关键

清王朝在清末十年新政中，从改革的推行者走向反面，有许多历史教训值得记取。首先，清王朝的改革，并非基于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利益，而只是力图维护和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统治。1901年慈禧太后之所以下定变法决心，主要是因为清王朝内部的顽固守旧势力受到了八国联军侵略者的致命打击。她作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承诺，不惜以出卖国家根本利益而换取外国侵略者对其统治的支持，便是对清末新政的一个最好的注解。1905年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之所以同意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准备实行宪政，其首要目的也还是在于皇位的“永固”。她的继任者们更是出于皇族和满族亲贵们的私利，将国家重器视为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牢牢控制在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少数亲贵手中，乃至在清王朝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公然上演了一出“皇族内阁”的丑剧。

其次，清廷的主要决策者未能审时度势，把握时机。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掌控清廷实际权力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这本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极好时机。但接掌大权的摄政王载沣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无所作为，只是恪守九年预备的既成决定，说是“理无反汗”，也就是号令如汗出，不可回反。甚至到了1910年10月立宪请愿活动如火如荼，十七省督抚也已联名上奏的情形下，清廷仍只是勉强同意将原定九年的预备期限缩减为五年，并表示这是“万不能再议更张”的确定年限，再一次蔑视和强奸了民意。原来还对清廷寄予厚望的立宪派除了失望，更是气愤，开始与清廷离心离德，甚至有一部分人转向支持革命。短命的皇族内阁于1911年5月成立后，只维持了5个多月的时间，于11月1日即宣告解散。被放逐的袁世凯重新得到起用，并于同月9日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但这已是在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之后。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践踏民意的清王朝终被人民所抛弃。

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

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他们彼此间经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

从传说和神话里，推测远古居民分布的一般情况如下：

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皞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皞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陈（河南淮阳县），相传是“太皞之墟”。春秋时期，山东还有任、宿、须句、颛萸四个小国，说是太皞的后裔。相传伏牺画八卦。按伏牺与太皞向来被当作同一个人的名号，事实上伏牺是指远古开始有畜牧业的一个时代，太皞则可能实有其人。如果八卦确是一种记事符号的话，按照传说，当是出于太皞或太皞族。八卦是“阳性”、“阴性”两种线形凑成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个卦形，每一个卦代表当作同一属性的若干事物。如乾为天、父、玉、金，坤为地、母、布、釜，这种记事方法，比结绳进了一步。后来黄帝族发明象形文字，借它作卜筮的符号，失去了原来作为记事符号的意义。

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被称为“狄族”、“戎族”。其中“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时以犬为图腾。薰鬻族（即秦汉时匈奴的祖先）是北方强族，相传与黄帝族曾发生过冲突。

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各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涿鹿或说在河北怀来县或说在涿鹿县），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械斗，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黄帝也请天女魃下来相助。这些荒诞的神话，暗示着这一场冲突非常激烈，结果蚩尤斗败被杀。九黎族经长期斗争后，一部分被迫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留有“黎民”的名称。

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炎帝姓姜，神话里说他牛头人身，大慨是牛图腾的氏族。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得黄帝族援助，攻杀蚩尤。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罴、貔、貅、貊、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族，黄帝族势力进入中部地区。

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打败九黎族和炎帝族，逐渐在中部地区定居下来。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古书中有关黄帝的传说特别多，如用玉（坚石）作兵器，造舟车弓矢，染五色衣裳，嫘祖（黄帝正妻）养蚕，仓颉造文字，大挠作干支，伶伦制乐器，虞、夏二代禘祭黄帝（尊黄帝为始祖）。这些传说多出于战国、秦、汉时学者的附会，但又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即古代学者承认黄帝是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其中十四人共得十二姓。所谓得姓，大慨是子孙繁衍，建立起新的氏族来。《山海经》、《大戴礼记》等书记载古帝世系，不论如何分歧难辨，溯源到黄帝却是一致的。历史上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

传说中黄帝以后帝尧以前，黄帝族著名的首领，有以下诸人：

少皞姓已或是姓赢，名挚，居曲阜（山东省曲阜县），号穷桑帝。黄帝后裔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少皞族可能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接受了太皞族的文化，因此称为少皞，成为夷族文化的继承者。春秋时郯国（山东省郯城县）自称是少皞族的后裔。

颛顼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山海经》、《国语•楚语》有此说），居帝丘（河南省濮阳县），号高阳氏。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奉巫教，杂拜鬼神。颛顼禁绝巫教、逼令顺从黄帝族的教化。当时南方苗族又逐渐向北发展，自颛顼到禹，传说中常见苗族、黎族与黄帝族的不断冲突。

帝喾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毫（河南偃师县），号高辛氏。传说帝喾有四妻、生四子。姜源生弃（周祖先），简狄生契（商祖先），庆都生尧，常仪生挚。《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元。这十六族世世有声名，尧不能举用。舜举用八恺，使主管后土，地平天成；举用八元，使主管教化。八恺指以禹为首的各族，八元指以契为首的各族，契距离帝喾既不只一世，尧、弃、挚年代相近，距离帝喾当然也不只一世。如果弃等四人确是同出帝喾一系，应是同族的后裔，决不是同父异母兄弟。卜辞中证明商朝认帝喾为高祖，祭礼非常隆重，帝喾可能是确有其人。

《国语•鲁语》说：“有虞氏禘（大祭祀）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喾误作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篇》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不论《鲁语》和《祭法篇》所说是否有据，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

远古时代就居住在中国南方的苗、黎、瑶等族，都有传说和神话，可是很少见于记载。一般说来，南方各族中最流行的神话是“盘瓠”。三国时徐整作《三五历记》，吸收“盘瓠”入汉族神话，“盘瓠”成为开天辟地的盘古氏。

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

近代以来,东北亚问题成为国际焦点,该地区也成为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全局的重要火药桶之一。1894年的中日战争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第一次动用军队也为此而来。因此怎样结束东北亚的乱象,除现实政治考量外,还应该注意其与历史传统的关联度,因为在前近代的历史上,这一地区并非如此。

在西方势力渗透到东北亚地区以前,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享有完整的行政主权,但由于与中华帝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受到中华帝国在各方面的关照与保护。此时的中华帝国对这些国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因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长期过程中,中华帝国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竭力维护中华帝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中华帝国不会出手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国家对另一国家挑衅、欺侮。中华帝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的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得失利弊。然而,当西方势力开始向亚洲渗透后,中华帝国在西方的强势压力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继续维持帝国与各周边藩邦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实在说来已力不从心。西方势力不仅要将中华帝国的宗藩变成自己的宗藩或势力范围,它们在根本目标上是要将中华帝国纳入西方势力主导下的所谓世界一体化的新秩序中,中华帝国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尊严丧失殆尽,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的殖民范围。帝国素来信奉和坚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转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国家所向披靡的所谓“进化论”。

进化论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曾注意它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华帝国古典政治学的范畴中一直不被看好, 更不被提倡。因为仅仅凭借“力”的角逐去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政治”,其与中华帝国一直信奉、遵守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是儒家伦理不太赞赏乃至根本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只是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华帝国出于民族存续的现实需要,不得已放弃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转向自身力量的积聚,于是乎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先前的各个藩邦在失去了中华帝国的保护之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个强势国家自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乱象的形成可能有许多的复杂因素,然而认真考究,可能与中华帝国立国原则的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一、宗藩体制开始解体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1790年代。随着中英之间贸易逆差的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寻求鸦片消弭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中国,由自己或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直接开发中国市场。

以鸦片平衡贸易逆差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于是中英之间以鸦片的名义进行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至1880 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于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与范围,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将整个中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和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并最终导致了1880年代中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

中国的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因越南问题而引起。基于历史原因,越南在历史上比较长时间为中国的附属,只是后来因中国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越南,而恰当此时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的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而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是到了1880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运动的进行而使自己的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中国的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的时候,大清王朝的统治者自然不能继续容忍越南脱离中国的企图,顽强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了与法国的矛盾冲突。法国的政治、经济势力正在东向,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中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占领与控制还是在1858年与中国达成《天津条约》之后。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与挑战。1874年,法国政府与安南(越南)当局在西贡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降为法国的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并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及红河三角洲赶出去。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是清廷坚守安南为中国的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从中华帝国自古以来所信奉、遵守和执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从宗藩体制所具有的伦理观念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的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使藩邦能够获得充分理解。很显然,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与宗藩体制下的伦理观念相反,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安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地区构成相当大的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当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之前,当中国的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却成了清廷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訢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有国际视野,最懂得近代国家的外交原则,其实转换一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张中国在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前提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和尽义务,所以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该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该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之间的冲突,既维护安南的利益,也不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相对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恭亲王奕訢、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和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的消耗,几乎丧失殆尽,自18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使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提升,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的基础而言,毕竟时间也太短,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相比,当然也就不足与西方强国言战,更不要说正面交锋,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地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恭亲王奕訢与李鸿章等人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国军队以打击,至少让法国军队不能那样顺利地为所欲为。

平心而论,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人的设计从现代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着可以一试的“好棋”。无奈,在传统爱国主义心态支配下,国人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的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化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20年的洋务运动已初见成效,或许是基于传统的宗藩观念和道义力量, 对法国的扩张行动颇为不满,他们共同谴责恭亲王奕訢与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派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清廷的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 ”1882年12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的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还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的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中国的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的宗藩国家的条件,中国部分放弃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宗主权,也是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的北京协定并不被1883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议对印度支那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的战争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同年8月,法国军队开始在红河盆地对黑旗军作战,并很快突破黑旗军的防线。8月25日, 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新协定,越南政府自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信誉无疑是一沉重打击。黑旗军的失败尤其是越法新协定的签署极大地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20余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 事实。曾纪泽明确向清廷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他认为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国以及其它西方强国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对中国进行商业和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清廷的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的同时,坚决要求派兵支持刘永福和黑旗军,收复失地,恢复和巩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的军政大员发动政变,并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最高统治层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和广西调正规军5万人入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16000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5万人的清军。中国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危机,乘机罢免了恭亲王奕訢的职务,委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 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而法国则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并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李—福协定”或许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协定却遭到了清流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该和约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订应该在3个月之后。可是法国方面在该和约商定后就要求中国驻越南的军队执行和约,从越南撤出,因此必然遭到中国军队的拒绝。6月23日,中法军队再次冲突,战事又起,尚未发生效力的“李—福协定”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广大的中国腹地。所以,和约的无效及军事冲突的再起使法国更有了战争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法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立场,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以突袭的方式攻击福州,仅仅一个小时就击沉中国11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港成功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与福建战线的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中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失败后,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中国军队遂于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并准备向北宁、河内发动攻势。中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促使中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北部边疆危机的再起及朝鲜问题的困扰,清廷决定乘谅山大捷的机会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的结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二、东北亚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不败而败”表明20余年的洋务新政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抗击列强,中国南方的朝贡国只好一个又一个接着丧失。1885年,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而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南部边界实际上已面临着英法两国的共同威胁。

逐步被迫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附属国的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丢卒保车战略。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危险,除了国内的骚乱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他们不愿意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上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而入,从北方尤其是从朝鲜进入中国。这也是清政府为什么在谅山大捷后急于与法国和解的一个理由。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政府有着深刻的教训,那就是琉球国的无端丧失。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大陆东方大海之中,东北方与日本九州岛隔海相望,东南方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根据可信的文献记载,琉球至少在隋朝时候即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联系,至明洪武年间,接受大明王朝的册封,称臣入贡。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开始在琉球培植势力,急剧扩展。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日本的措施并没有获得琉球国的认同,其统治者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不变更琉球的国体与政体。琉球的坚持惹恼了日本,1879年3月,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统治者交出政权,接着宣布”废琉置县”,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日本的做法激起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天津谒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中国政府、“尽逐 日兵出境”。然而此时中国的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都相继出现的问题,清政府接受琉球的请求后,确曾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据理力争,然而终究没有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出兵奉有道而伐无道,维护琉球国的正当利益,主持正义与公道。“自为一国”的琉球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这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尊严,而且使其他藩邦感到失望与寒心,从而与宗主国离心离德。日本的战略目标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岛,它要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踏上大陆,就必须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和台湾。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及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容忍像越南、琉球那样无端丢失。自清朝建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它除了偶尔与日本有过往来外,与西方其它国家并无交往。不过随着中国与日本相继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也逐步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法国人、美国人都曾不惜以武力相威胁,然而都在朝鲜的反抗下未能成功。

面对西方不断施压,中国早已自顾不暇,更无力保护朝鲜。自1867年始,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和解,建立适当的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对此,朝鲜方面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它既不愿意向西方开放,更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不屑一顾,以为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与西人交好,不过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朝鲜坚守不与日本交往的原则,宣布“与日本交际者处死刑”。对于清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再劝告朝鲜与西方接触,朝鲜政府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对中朝宗藩关系无疑投下了阴影。

朝鲜的冷淡使通过维新运动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日本政府遂于1875年准备以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并为此专门委派使者前往中国试探清政府的反映, 而中国政府此时正穷于应付各种外交危机无力东顾,只得告诉日本,称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清政府的这一动作显然与其宗主国的地位不太相称,无疑是在推卸自己的保护之责,是一种角色混乱。

受清政府的鼓舞,日本决心以武力促使朝鲜开放,而清政府为避免冲突,遂指令朝鲜与日本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的权力;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中国没有履行宗主国的权力维护朝鲜的利益,中国在朝鲜的影响显然在下降。

中国政府当然不甘心就此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为了抵消日本对朝鲜的影响与控制,中国政府在无力履行或不愿履行宗主国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决定推动朝鲜对西方国家开放,试图借助于西方各国的均势抵消或减弱日本的影响。这一政策选择毫无疑问是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当然也就放弃了宗主国的王道政治伦理。清政府对朝鲜的帮助与劝告,实际上只是一个友邦的做派,不再具有宗主国的风范。

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数年,中国还促成朝鲜与英国、法国、德国签订了类似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朝鲜的对外开放及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朝鲜的影响也因此而明显有了上升的趋势,朝鲜依然自认为是中国的藩属。

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驻朝公使努力在朝鲜政坛培植亲日派。1884年12月,朝鲜内部的亲日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乘中国忙于中法战争无暇东顾的机会突然发动政变,中国驻朝军事将领袁世凯迅即出兵镇压,平息了叛乱,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协调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专使伊藤博文于1885年4月18日在天津缔结条约。由于此时中国政府和李鸿章的精力都用在中法战争上,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不得不向日本让步,使朝鲜由先前中国为惟一宗主国的权力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力,这就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三、群雄逐鹿东北亚

日本的姿态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事件,清政府派员到朝鲜推行洋务政策,企图以“以夷制夷”的手段借助列强牵制日本。结果使朝鲜成为各国势力角逐的场所,使朝鲜和中国更加受制于美国和日本,并逐步形成英美日三国联合的态势。从中国统治层看,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们一是盲目乐观,相信中国海防和军事实力经过几十年洋务新政的刺激、发展,“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同时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中日一旦发生冲突,由英、俄出面排解,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听凭各国摆布。虽然日本通过1885年的中日条约从中国分享了在朝鲜的权益,但鉴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尤其是列强对朝鲜的觊觎,日本并没有立即设法清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相反,日本竭力鼓动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影响,期待由中国抵制西方对朝鲜的插手。然后待日本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再由日本与中国正面交涉,这样就可以确保日本在将来的朝鲜事务中只与中国打交道,而不必牵涉到西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日本可能遇到的障碍。

日本的战略似乎并未引起中国的警惕,日本在分享了中国对朝鲜的保护权后的退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李鸿章的虚荣心,他遂委派极其能干的亲信袁世凯为驻朝全权代表。经过几年的努力,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和政治、经济决策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力。袁世凯的强势与中国影响的扩大确实抵消、遏制了西方对朝鲜的觊觎,但却正中日本的下怀。而且,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或削弱自己在朝鲜的活动,其驻朝鲜使团积极培植亲日派,力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独享的保护国。1894年3月28日, 朝鲜亲日派领袖人物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鲜人刺杀身亡,其尸体被朝鲜政府运回后凌迟示众以警示那些亲日派。这一事件在法理上虽说与日本无关,但日本朝野无不认为这一事件是对日本权益的冒犯,极端好战分子呼吁不惜以战争维护日本的尊严,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竭力鼓动曾被朝鲜当局镇压而被迫转入地下的东学党策动反政府运动,以便混水摸鱼,进而取代中国控制朝鲜。

在日本的鼓动下,东学党利用群众自发抗议官僚贪污的情绪,于1894年4月初发动反政府运动。此时的朝鲜政府具有明显的亲中倾向,当东学党发动的反政府运动日渐扩大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政府求援。6月1日, 朝鲜政府向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秘密表示了求援要求,希望清政府派遣军队协助平定东学党反政府运动。对于朝鲜的求援,清政府也曾有所犹豫,然而日本方面在获悉这一消息后,却支持中国采取积极行动,并向中国政府暗示日本无意干预此事。对此,中国政府尤其是李鸿章信以为真。6月4日,李鸿章奏请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进入朝鲜,开抵牙山。6日,中国政府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中国的决定正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向朝鲜派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一个混成旅团前往朝鲜。5日,日本组建战争体制,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直接隶属于日本天皇,并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兵。

当中日两国军队向朝鲜集结的时候,朝鲜政府已基本平息了东学党的反政府运动,局势趋于平静,中日两国驻军朝鲜的理由都不复存在,因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走,朝鲜也要求日本撤军。然而日本根本不理睬中国与朝鲜的要求,除了源源不断向朝鲜派兵外,还于6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为了防止朝鲜再度发生内乱,必须改革朝鲜的内政,试图以武力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借机向朝鲜大规模增兵,决心促使中日关系破裂,但在表面上继续释放不再增兵的烟雾,麻痹中国政府,使中国驻朝鲜军队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

对于日本的真实用意,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并非茫然无知。李鸿章按照既定方针一面寄希望于国际干涉,避免中日冲突,争取和平;另一方面,在主战派的促使下,也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加紧调军队进入平壤,暂时放弃朝鲜南部地区,背靠中国,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恃格局,一决雌雄。就军事布局看,李鸿章的方案无可厚非,是当时形势下的惟一选择。只是未容实现这一布置,日军先下手控制了朝鲜政权,并对中国不宣而战。

6月21日,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建议。第二天,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与中国绝交,向朝鲜增兵,由日本单方面迫使朝鲜进行内政的全面改革。28日,日本要求朝鲜宣布对中国完全独立。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促使中国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7月22日, 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囚禁国王,威逼国王生父大院君主政。25日,大院君被迫宣布废除中朝条约,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同一天,日本巡洋舰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在朝鲜附近海面击沉中国军舰“高升”号。27日,朝鲜国王迫于压力下于日本使馆宣布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中国军队从朝鲜驱逐出去。29日,日军向聂士成部发动进攻,迫使聂部会同先期撤离的叶志超部辗转后撤至平壤。李鸿章设计的战略布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日军向平壤进攻,左宝贵率部抵抗,壮烈牺牲。叶志超被迫下令军队放弃平壤,后撤至鸭绿江。平壤战役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9月17日, 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展开激战,根据李鸿章事先计划,北洋海军的战略方针是退敌于国门之外,所以北洋海军坚持守口,不敢贸然出战,以便保持“ 猛虎在山之势”。在这个大战略背景下,日本海军轻而易举获得了海面控制权,使北洋海军坐困于港内。面对如此不利的战术态势,北洋海军将士不甘束手待毙,不得已出海作战,“致远”舰身负重伤,管带邓世昌鼓轮猛冲求撞敌舰;“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和全舰将士坚持战斗,与舰俱毁。其后,北洋舰队经旅顺口撤退至山东的海军基地威海卫。11月,日军由陆路攻占大连和旅顺口,进而向辽东半岛推进。翌年(1895年)2月,日军抄后路攻陷威海卫。这一系列偶发事件不仅使中国海军损失惨重,中国经30年“自强运动”创建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没。 平壤、黄海战役的失败,彻底粉碎了中国政府、军队、人民的信心、信念,而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的激励下,海陆并进,长驱直入,直取中国腹地。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政府的暗示,向日本求和。

如果就中日双方的实力看,中国虽然在平壤、黄海战役中损失惨重,但战场既然已延至中国本土,如果清政府能依靠广大民众和纵深腹地坚持抗战,恐怕日本也难坚持太久,以时间换空间,战争态势必然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奈清政府被日本一连串的突然袭击打晕了,更不可能看到民众的力量,只能屈辱求和。失败的中国已无外交可言,日本政府竟然拒绝承认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议和大臣,指名要求清政府委派位尊权重的李鸿章前往日本进行善后谈判。经过一段紧张、惊险的讨价还价,中日两国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享有完全的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至此,历时几代奉中国为宗主国的东亚宗藩体制完全解体,远东政局开始陷入一轮新的混乱之中,至今不得安宁。

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

早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始,美国与中国的历史学家便认为,十九世纪中西冲突的原因,不仅仅是西方帝国主义与扩张性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他们更为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具有的特性。按照这种观点,当中国脱离其他文明的主要中心,并且甘愿在自身的文化优越性中志得意满的时候,她早已在自己的历史中,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付外国列强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承认中国的“天子”凌驾于全世界其他统治者之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外国的君主以两种“象征性的”方式 表示他们接受这一要求,即,向中国天子进贡,并且行叩头之礼。蓦然回首过去两千多年的历程,该体制中这些象征性的要素,乃由更为繁复的官僚机构和条令法规所维系。现代学者将这一机构的与文本的体系命名为“朝贡体制”。正如费正清详尽阐述的,这一体制确定了从中华文明初现曙光之时直到公元十九世纪与西方对抗之际,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态度与实践。

然而我们会发问,究竟为什么中国的皇朝与外国的君主必须构造出或者处身于这样一种煞费苦心的象征主义？费正清在其开创性的《朝贡贸易和中西关系》（《远东季刊》）一文中指出进贡“有些似是而非”,从而开始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一方面,外国权势者奉上的贡品其价值对于中国皇室的宝库来说,可谓贡献甚微;而另一方面,中国朝廷回赠给外国使节的物品的价值至少匹配于甚至超过进贡礼品的价值。那么,中国朝廷从这一显然并不平等的经济贸易中,究竟得到了什么？按照费正清的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皇帝乃是奉天承运、一统人寰的,那么,这一朝朝、一代代的动机便昭然若揭。正如他指出的,“如果其他人种并不承认他的威权,那么他对中国本身会俯首帖耳的期望又能保持多久呢？朝贡在治理中国的过程中,具有威信方面的价值,而威信是践行统治时至关重要的工具”。因此,外国统治者供奉的贡品,便行之有效地为该王朝积蓄着维系其统治权时必不可少的威信。对于外国统治者而言,他们乐于参与这一活动,因为他们垂涎于中国朝廷回赠的价值可观的皇室用品,还有同中国的其它物品（譬如茶叶和丝绸）开展贸易往来的机遇。就此意义而言,正如费正清后来精心阐述的,在中国历史上朝贡体制得以长久维系的原因,便在于该体制已然成为贸易往来的一个“巧妙的工具”。

费正清的论述中还有一个潜藏的要点,即,费氏的研究似乎受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深远影响,那一领域便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于历史悠久的帝国,尤其是对于罗马帝国的研究。本世纪三十年代,致力于古代史的历史学家似乎认识到,进贡乃是表示政治臣服的一种古老的方式,而且是充实国库的一种武断的方式。世易时移, 进贡逐渐让位于对主权的新界定,而且让位于讲求公正的资本主义渐益增长的经济理性中体现的规则征税。紧随经济理性之发展进程的,是法律理性的成长。此处, 法律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它在一个有疆界的实体（譬如民族）之内保护经济活动的领地,而且在民族、社会和文化之内并在其间确立行为的准则。

由于朝贡体制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在中国发生。实际上,当外在挑战一概付之阕如的情况下,法律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来不曾与文化相脱离。在对外关系领域, 进贡体制作为文化的表达形式,将“外交”与“贸易”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而言,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外交,而且还因为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中,“商”的价值低于“农”。其结果是,一个“中国中心的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发展了一套壁垒森严的文化主义,对抗着更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而且在对付十九世纪打到中国大门前面的西方列强时,仓促上阵,准备不足。

费正清进一步指出,恰恰是这种在文化上明确建立起来的形式僵硬的体制,构成了英国外使马戛尔尼（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莅临中国时必须直面的东西。马戛尔尼试图冲决朝贡体制的文化壁垒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使团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与西方进行更广泛的交往,也解释了为什么中西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对于这种诠释,还有很多话可以说。首先,费正清的著作与欧美早期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论述有所不同,它不但直接援引汉语的原始材料,而且是在与中国学者（特别是他研究进贡体制这一问题的合作者邓嗣禹,以及蒋廷黼等现代历史学家）的对话之中写就的。其次,费正清对于文化因素的关注,与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其它学术研究领域的进步倾向相吻合。在十九世纪,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一系列学科使用着人类发展的理论,该理论根据人的肤色、颅骨的大小以及其它生理特征进行一种激进的等级划分,来组织排列不同的民族。于是,不同的社会是在高等以及劣等的种族特性的基础上,予以分类和评判的。此外,不仅仅存在着关于不同人种的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的思想理论,而且正如近期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的,科学化的种族主义是刺激并且使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当化的核心要素。

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科学化的种族主义,特别是当它在德国并在欧洲其它国家以如此恶毒的形式表现出来时,遭受了严厉的批判。一种新的人类学摒弃了种族类型学,主张在生理上以及生物学的意义上,人种并不像在种族上那样有所不同。它也使文化得以相对比,认为文化没有高等与劣等之说,而是处于一个相当宽广的变化范围之内,人类将其自身的文明共同放置在不同的时空之中,并且每一种文明都应按照其自身的方式来欣赏。我相信,费正清在他对于中国进贡体制的讨论当中, 运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观。其积极效果是,它削弱了以前从事中西关系研究的历史学家在种族基础上作出的分析。

可是与此同时,费正清也倾向于将文化视为巨大的时间间隔之内单一的固定的形式。此外,他还有意视之为十九世纪吞没大清帝国的那些灾难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文化主义被置于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抗争的地位,而且恰恰是由于这种文化主义僵硬的特点,它无法创造性地回应西方。于是,在某一方面曾经解释了中华文明经久不衰之生命力的层面,在另一方面却又成为防止中国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发生变革的主要障碍。费正清的追随者们认为,那些被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所鼓舞的中国官员,很容易陷入幻觉之中,他们从来不曾理解或是直面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遭遇的真正挑战。

虽然这种诠释自有其重要性,但它在冷战期间却别有意味。在美国,费正清的文化主义研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所作出的解释:它也提供了切中肯綮的论点,替代了中国本土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事的分析,正是这种分析,被为数众多的美国知识分子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因而也就是不“ 客观的”历史。冲突发生的原因并不在于西方扩张性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任何内在的特点,而是在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冲撞,或是文化误读可想而知的后果。就在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剥削的地方,费正清的追随者们,特别是喜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极为顽固的那些学者们,会极力辩解,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不带着问题经历现代性的转型期。而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看到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地方,费正清式的学者会认为,只要中国向西方“门户开放”,那么,十九世纪的灾难就可能不会发生。因此,晚清皇朝不但必须承担其自身走向崩溃的责任,而且也得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对华政策负责。

时至本世纪七十年代,费正清朝贡体制的模式及其所激发的传统—现代性的划分,成为许多得以实行而且获得赞助的研究规划的组织原则。而且,即使有一些美国学者终于开始质疑进贡体制模式的方方面面,可是,极少有人对费正清关于文化与历史之关系的解释表示异议。对于中西冲突的文化主义探讨,直到今天仍旧是不可撼动的正统,为解释鸦片战争以还的中国现代史提供着行之有效的出发点。

然而,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越战的反应,却暂时搅扰了这一共识。沿着那些处理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层面的中国史家的足迹,一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费正清的研究方法。他们以一种比从前在欧美世界曾经尝试过的远为详赡的方式,试图理解并探讨中国内在的动力,特别是十五世纪以来的历史。正如柯文 （Ｐ．Ｃｏｈｅｎ）借助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所表明的,当新的社会史与史坚雅（Ｇ．Ｗ．Ｓｋｉｎｎｅｒ）的“中心地带”理论提出的方法相结合时,它便完全转变了欧美对于中国革命之前的历史所具有的理解。中国不再被视为停滞不动的而且闭关自守的,反而被看作在许多层面都充盈着活力与变化。然而,当对于中国历史内在动力的关注成为资助项目与研究规划的焦点时,正如费正清的弟子威尔斯（Ｊ．Ｗｉｌｌｓ）指出的,中西关系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潭死水。

不过,尽管美国和欧洲的中西关系研究所处的边缘状态已然至此, 但它也从来不曾销声匿迹。近年间,它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学之外,苏联的解体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它还允许研究者回归到以往由于冷战期间达成的共识而被 长期规避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学术界,当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全都开始批判早期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中的经济决定论思想时,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又卷土重来。紧随这一发展之后的,是劳工研究中的转向,即从对工人阶级的分析转向对工作史的分析。前英法帝国的知识分子与它们的美欧同仁之间富有成效的相互影响,又进一步刺激了诸如此类的学术兴趣。

八十年代,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文献渐益卷帙浩繁起来。大部分此类著作并未赋予经济原因以特权地位,而是把经济之维放置在殖民规划的诸多层面之中予以讨论。对于殖民主义机构建制的详尽研究现在已经出现;类似的研究还波及到建筑与城市发展,档案保管与人口普查,人口控制与家庭成分,性与性别,医药与公众健康, 交往与交通网络,军事组织与技术,教育,娱乐与旅游,趣味（包括对食品、家具和服装的研究）,以及有关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的问题（包括对大学、博物馆以及 国际博览会等诸如此类的场所的研究）。这些研究以不可阻挡之势,宣称殖民主义不是一个单行线,而是双向流动的影响。不单单殖民地转变了,而且欧洲宗主国的中心地带也发生了变化,这说明固定的历史阶段观点,以及历史发展的全球轨迹等等都需要修正和扬弃。

殖民研究所关注的这一类题目,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特别切题,尤其是通商口岸、传教士的活动以及在不平等条约下产生的新机构等方面。它们也有助于通过把欧洲帝国在亚非其他部分的建制联系到他们在中国的帝国规划上面,从而打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些研究还宣称,当各宗主国通过技术革新而逐渐成长,并且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的时候,各种政策和策略都会随时间而转变;这些革新转而又会对中国施加影响。殖民研究还鼓励学者们不必太关注民族国家,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 在宗主国身上;其方法是跨越地区研究中所包含的通常意义上的学科界限和区域划分。这样一种强调主要考虑的是宗主国的需要,以及为了维系宗主国的扩张而必不可少的资源与策略。

我觉得这些研究非常有趣,并把这些研究看作重新思考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资源所在。作为一个出发点,我已经避免了传统与现代性这一通常的划分, 转而提倡把英国与大清帝国自一七九三年以来的冲突,视为两个扩张着的帝国之间的冲突,每一个帝国都有其自身的策略和关注,而且每一个都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建 构着他们自己的主权。

在处理大清帝国的问题时,我从这一事实开始,即,清朝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对外政策并不是由汉儒官员制定的,而是由满族的当政者确立的。满族人并未满足于攻克了中国,而是继续征服非汉族的人口,并且将自身的疆界拓展到远远超越了中华帝国曾经拥有的历史边界。在一个经久不衰持续到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进程中,蒙古、青海、新疆、今日哈萨克地区的一部分,以及西藏,都被添加到大清帝国的版图上,而且形形色色的殖民化方式紧随其后。当英国第一个使节于一七九三年莅临中国的时候,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满族人,正值东亚历史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最为富裕,而且族群最为多样化的大帝国时代。因此,当我们论及清朝的对外关系时,我们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关于对外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定的“中国人”。更为复杂的事情是,当我们从清朝皇权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时,中 国本身,就像内亚和中亚一样,对满族人而言,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对外政策”的问题。

满族当权者为了对付他们周围各式各样的政治强权,他们把世界想象为由许多权势人物和强有力的首领组成的,而满族皇帝则“乾纲独揽”,“朕衷独断”,为自己寻找一个凌驾于其他所有君主之上的最高君主的地位。倘若思考一下乾隆皇帝的若干庙号与称号,譬如“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他的称号大概可以更加提示性地转写为“至主”、“王中王”,那么我们便能发现这样一种关怀是何等明显。乾隆同样是中国的天子,成吉思汉威权的继承者,以及金朝、元朝的后继者,因此是可汗中的可汗。他也是转轮王,而且是满族的阿育王;是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台湾、云南、越南、 缅甸、准噶尔和廓尔喀的平定者;是文殊菩萨转世;是满族皇室爱新觉罗谱系的圣主。

这些称号提供了一些切入点,使我们注意到大清帝国和满洲帝制的性质。清帝国的领土是多民族的,多族群的,也是多语言的,它涵盖了有明一代的方方面面,而且远远不止于此。顺治皇帝以来的军事战役不仅平定了中国,而且将满族的疆土向北和西拓展到沙皇俄国的边界,向南拓展到喜马拉雅山脉。中亚的可汗统治地,佛教徒与穆斯林,疏疏落落分散于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直到叶尔羌河与喀什地区,他们在雍正统治时期全都被征募来为这些战争服役。正如乾隆时期有关十大战役的记载（《十全记》）指出的,由于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打败了准噶尔人,满清对中亚最终的“平定”得以功德圆满;也由于成功地击退一七九○至一七九一年廓尔喀人的入侵,满族人在西藏的地位也得以巩固。

诚然,局势如此,方能使乾隆皇帝认为满清帝国已然足够安全与稳定,可以重新组织西藏“黄”教的一系列活动了;在其御笔亲题、镌刻在北京雍和宫碑石上的《喇嘛说》一文里,乾隆皇帝发号施令,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遴选,必须由清朝在拉萨的驻藏大臣所监督的金瓶掣签法来决定。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乾隆的陈述被用来消减西藏贵族在以后的影响力,并确保蒙古与西藏喇嘛的一切往来,必须由清朝政府从中予以斡旋。

乾隆对于西藏喇嘛遴选过程的介入,不过是满族当权者维系其在清朝多元政治建制中的无上地位时,采用的种种策略的一个例证。由于清朝权势者在庞大帝国之内的少数民族地位,他们发展了形形色色的手段,用来保证各种异端势力无法缔结成联盟,也就无法向爱新觉罗皇族的霸权地位及其在东亚、内亚、中亚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地位进行挑战。这些策略主要包括三种考虑。第一,他们试图慑服任何潜在的反对者,不允许任何人对抗清朝在内亚和中亚的霸主地位,而只能缔结承认满清霸主地位的各种联盟。就此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没有任何一位蒙古的可汗能在其本人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建立一种亲善的联系,并使用这种联系聚众而成蒙古的可汗统治地。第二,满清试图平定而且控制中国的多元化人口,其方法之一乃是审慎使用特权和惩罚,从而压制汉族的精英人士,特别是江南绅衿。第三,他们在满清帝国太平洋沿岸地区假定了一种防御的位置,既可用来管理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与东南亚诸国的海外华人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又可控制他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从康熙到嘉庆,清朝当权者似乎已然能够灵活地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满清过分展开的拓疆辟土的武功,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帝国的强权造成的日渐增长的压力,以及中华本土和满清帝国其他区域的叛乱之举,这三者的相辅相成,似已成为导致满清联盟走向倾覆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此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领土上,满清帝国并没有完全消失;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只有少数例外,仍旧是以满清的命名方式界定着自己的边陲。

思考满清帝国的种种需要,也为探讨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与满清帝国有些相似的大英帝国的情形里,大英帝国在拓疆辟土之际,也权衡着多种多样的主权观念。此类观念中有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这便是欧洲十七世纪以降发展起来的主权观念,它把民族国家作为自身的组织原则。此处,主权被理解为具有统一的、疆界分明的、而且在组成了民族国家的领导上平等传播的特点。它也取决于这样一种思想,即类似建构起来的政治结构彼此承认在对外关系的领域是相互平等的,并且这种承认本身就是有关独立的一个符号,还是对于主权平等的肯定。英国人将这样一种主权观念持续不断地应用到与满清朝廷的交往之中,而关于这一观念的分歧,长久以来被视为冲突的主要根源。

但是,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列强从来不曾在他们缔造的帝国之内真正践行这一思想,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诚然,如果我们关注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情形好像是这样的,许许多多新的行政的、经济的以及技术的形式,被同时引入到印度,譬如,英帝国采用的政治形式,倒是与满清的统治权更有相通之处,反而与欧洲的民族国家拥有的统治权不甚相同。举例说来,英国便吸收印度本土的当权者作为稍次一等的贵族,封给他们维多利亚女皇治下新贵族的头衔。而且与满清类似的是,他们也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转交给当地的统治者,与此同时保持着对其行动的监督。在印度的其它地方,英国的统治则更为直接,牵涉到对于新的行政机构的覆盖。同满清帝国同样类似的是,英帝国也招募了多族群的大军,去平定和守卫其各个地区的其他人口。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在一八六○年和一九○○年, 主要是来自印度的英国和印度的混合军团,被部署到中国境内。

在大英帝国内部,基于平等思想的主权与基于等级制原则的主权这二者之间的基本冲突,促使我认为,这一冲突对于理解英国在中国所采用的相互抵牾的政策,是举足轻重的———比方说,当英国的要求与军事强权削弱了满清的权威时,英国有时候迫使清政府将其对外关系欧洲化,但在其它时候,却又试图支持清朝的当权者。清朝当权者被迫使着必须处理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姿态,而与此同时,满族先皇设计的谨小慎微的联盟又变得支离破碎。

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里面明显的矛盾姿态也还表明,重新思考费正清在贸易和外交之间作出的区分,是不无价值的。正如上文指出的,费正清认为二者之间的明确区分从来不曾在中国出现。这可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哪怕是对于十八世纪后期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关于“民族法”的文献进行一点点粗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欧洲也不一定有这样一种僵硬而且草率的划分。贸易和外交在这些文献中不但紧密相联,而且对于二者的界定也共享着一系列关于交流、协商以及书面协议的假设。实际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便突出了贸易和外交之间的重叠现象,这些活动表明,即使欧洲人有从外交中分离出来的贸易,这些困难仍旧存在,而且当东印度公司被取缔之际,这些困难也不会完全消失。

从这些诠释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清朝统治者面临的问题,与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我们也很难把欧洲人加到清朝人身上的混杂的信息区分出来。然而, 与满清官员不同的是,我们的问题还包括作为后来者提供的诠释,正是这些诠释,不可避免地调解着我们与上一世纪历史记载之间的关系。这些诠释中很大一部分, 把更适合于当前而不是适合于过去的分析范畴,换置到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帝国中去,从而把对于当代民族国家的关注放到十九世纪当中。在中国,这样一种“现代主 义”（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ｍ）通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宽泛话语而反映出来,在北美和欧洲,这种倾向则体现在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法律、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范畴。 我们无法规避这些历史事件以及诠释的模式;这既是中西关系史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十九世纪的事件。然而,通过理解诠释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避免冷战期间中国和欧美在理解过去时,所存在的一种两极分化。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刚刚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宋教仁在准备北上时倒下了，为他送行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他对于右任说："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他在痛苦中仍念念不忘国事，要求他的同志在他死后"总要往前做"，并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的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真诚地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电报到京，章士钊正和袁世凯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的叹息是意味深长的。
3月22日，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成立仅仅一年就黯然离世，年仅32岁。临终之际，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在场的朋友，无不失声痛哭。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当天就给国内发电报："闻钝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 袁世凯在得知宋教仁的死讯前后多次"慰令"、"慰电"、"慰唁"，称宋"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在假惺惺表示哀悼、愤怒的同时，抑制不住的是内心的喜悦。黎元洪、赵秉钧、章太炎，共和党、民主党等政见不同的个人、政党、团体都纷纷发出唁电，黄兴、国民党的通电则充满了悲愤之情。在近代史上政治人物被暗杀几乎是常见的，但各界反应之强烈以宋教仁之死为最。

奇特的赏格
宋教仁心脏停止跳动的当天，黄兴、陈其美就以宋的朋友身份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准备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这个由个人所出的奇特的赏格，恐怕历史上罕见。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赏格一样，都是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

民众的悲悼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自发地赶到沪宁铁路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一传出，医院门前更是车马喧阗，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一路祭者不绝，吊客之多，秩序之整，观者之挤，可谓盛况空前，人们目睹遗像莫不肃然起敬。　　
此后，有两万多人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追悼会，挽联挂满整个会场四周。陈其美代表黄兴致悼词，总商会代表王一亭、海军总司令代表李鼎新、民主党南京支部代表、民国大学代表、国民党各地支部代表等依次在灵前一鞠躬。期间，"风云变色，天地亦现阴忧之状。又忽作微雨，一时来会者，无不唏嘘感叹，谓为天泣。"　　
北京新闻界召开的哀悼宋渔父先生大会，有千数百人到场，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等都发表了演说。统一党也召开追悼会。其他许多地方（如武汉）分别举行了追悼会。全国各地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宋案的各种情况和举国上下的哀悼。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宋教仁的死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共和所遭受的挫折与屈辱，给整个百年史留下了无限的哀思与痛苦，所以我们读百年史每一页都浸透了血和泪。

挽联
试看几幅当时的挽联，虽然时代相隔，却仍能感受到人们的心情，想见宋教仁的音容笑貌，和他在民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只身系安危，为先生哭，为吾党哭，为民国哭；　　
大名垂宇宙，是文学家，是道德家，是政治家。（张子通）

血泪洗河山，今对河山挥血泪；英雄造时势，我为时势哭英雄。（孙润宇）　　

言满天下，行满天下，大业未成，毕命仅三十二岁；
　
为一家哭，为一路哭，良心不死，报仇有四百兆人。（爱国女校全体职员）　

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问如此奇才，古今有几？　　

道德发为文章，英雄造成时势，痛横来惨祸，天地不仁。（徐元章）　

哲人其萎乎，莽莽神州，更有谁为医国手？　　

死者长已矣，迢迢湘水，不堪卒读招魂篇。（盛孝先）

一身系天下安危，穷则独善，达则兼善；　

四海望先生丰采，报界伟人，政界伟人。（梁兰逊）

这些挽联来自社会各界、不同的政党、团体的人们，他们的政治观点形形色色，并不一定和宋教仁一致，但在1913年那个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揭开宋案的面纱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曾经引起举国上下如此强烈的震撼，也没有一个谋杀案和宋案一样对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宋教仁死后第二天，直接凶手应夔丞、武士英就相继被捕。搜查证据，才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在应、武的背后还大有人在。首先浮出水面的是洪述祖，其人是袁世凯政府中的内务部秘书。然后，又发现了他后面的人竟是总理赵秉钧，赵的背后才是真正的主谋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有一副挽联这样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袁世凯主使杀宋已是昭然若揭，可惜宋教仁至死还对他寄予厚望。宋案证据公布，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武士英暴死狱中，赵秉钧也未逃脱被袁世凯毒毙的下场，应夔丞、洪述祖当然都免不了一死，但宋教仁已经不可能复生。袁世凯依然是民国的总统，进而还要做他的洪宪皇帝。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在20世纪的政治史上开了一个暗杀政敌的恶劣先例。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舞台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曾提名他出任内务总长，遭到代表会反对，改任法制院长。他曾作为迎袁专使之一北上，在唐绍仪内阁中出任农林总长。正是他联合五党组成第一大党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实际领袖，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南下离京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集》426页）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他的行动有分寸，不即不离，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离家出山，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此时却踌躇满志，准备北上组阁，在湖南就讨论过组阁的计划。他确乎是众望所归，他一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 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其中就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一种胜利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以为是谣言。3月 20日，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但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确实将32岁的他无可抗拒地推向了政治的浪尖上，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不想受到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从根本上打破了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他被暗杀后，国民党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首先是宋教仁的老同志，曾是同盟会庶务的刘揆一组织了相友会，与国民党不合作。曾是同盟会员、安徽都督、后来堕落为"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与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次长的景耀月一起发起了政友会，其中有五分之三的国民党人，五十万开办经费就是由袁世凯提供的。和宋教仁交谊很深的众议员陈家鼎组织了癸丑同志会，是国民党的别动队，和前两个反国民党的不一样。此外，有超然社和集益社等。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和宋教仁交情很深的革命学问家章太炎说他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这是书生之见，宋教仁的死和"度量"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他要走宪政民主这条路，已经掌握政权的袁世凯不容许这样的事实发生，那么他就只有被杀戮。消灭政敌的肉体生命是人类政治史上常见的丑恶现象，从来就是人类的耻辱。如果说"度量"，那是袁世凯没有度量，而不是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流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是那么容易的。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他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饴、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竟一度住在赵的家里，他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国民党主要就是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联合了其他几个小党组成的，他是其中的核心与灵魂（但得到了孙中山、黄兴的认可，并以他们为名义上的领袖），统一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多是他原来的知交。　　
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他惨遭毒手，使民初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宋教仁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实际上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死了，他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的人们。然而，我们的民族是个善于遗忘的民族。事过境迁，殉道者的血早已被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忘得一干二净了。